文｜胡香赟

編輯｜海若鏡

全球藥價最貴的美國，終于坐不住了。

北京時間 5 月 12 日晚，特朗普召開白宮新聞發布會，宣布正式簽署名為《為美國患者提供最惠國處方藥定價》的行政令，要求相關部門在 30 天內商議出一個最惠國定價，即藥價向國際同等發達國家 " 看齊 "。

行政令認為，美國人口不足世界的 5%，卻承擔了高達 75% 的藥品利潤。藥價上，對比法國、加拿大等國家，美國處方藥價格平均高出 2-4 倍。而本次文件落地后，一些處方藥價格可能會 " 直接降低 50% 至 80%，甚至是 90%"。

盡管在實操層面尚未有定論，但過去兩天，全球醫藥行業又一次隨著特朗普的 " 處方藥降價大戲 " 而上下顛簸。

其核心爭議在于，行政令是否會導致美國 7000 億藥品市場 " 縮水 "，進而影響藥企收入，甚至顛覆過往以美國高價市場為核心形成的全球醫藥投資邏輯。

尤其是對于中國藥企來說，在藥品集采和醫保政策之下，到大洋彼岸尋找更大的利潤空間，是近兩年來的核心課題。如今，終端市場的潛在變化，將如何影響中國企業出海？

新令暗含藥價 " 外升內降 " 之意，

矛頭指向中間商

再次上任后，特朗普政府似有與藥價 " 死磕 " 的架勢。

今年 4 月中旬，他也曾簽署一項旨在降低處方藥的行政令，甚至直接點明：胰島素降價至 0.03 美元、注射用腎上腺素降至 15 美元，且除藥價之外，更大范圍的醫療補助監管、重整醫療流通環節等措施也要同步執行。如今，只過了短短一月，特朗普又重提 " 最惠國定價 " 概念，再度向藥價 " 揮刀 "。

長久以來，美國的醫療支出都高居不下。而這，主要根源于美國醫療定價體系中錯綜復雜、深度綁定的利益方：藥企、PBM（醫藥福利管理組織，承擔大量藥品定價、處方管理、保險索賠等工作）、保險公司等支付方，以及藥店等醫療機構通過設計保險合同、PBM 協議等多種機制，共同助推了處方藥高昂的定價水平。

"包括 PBM、保險公司和藥房在內的利益集團，大概抽取了藥品終端售價中超過 40% 的利益。"Syneron Bio 創始人張驍表示。

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結構，是因為在美國，藥品議價基本都在這幾大利益方之間進行，因此其中的價格加成過程并不透明。

有接觸過美國醫療保險的行業人士提到，由于是自由定價，藥廠面向不同支付方、采購方時的折扣波動范圍也非常大，甚至 " 同一款藥從打一折到不打折都有可能 "；對應到品種上，腫瘤免疫等生物藥大品種、獨家品種的議價權自然更高，這些 " 挪騰 " 空間更大、利潤加成更高的藥物，自然存在更多的降價余地。

因此，剔除中間商就成為特朗普實施新令的首要目標。12 日晚的白宮發布會上，特朗普甚至直言，要徹底淘汰這些 " 無人知曉但盤踞了至少數十年的角色 "。

只是，這些盤根錯節的利益方角色，并不一定能夠被輕易撼動。未來行政令執行，擠壓的究竟是藥企還是中間商的利潤，可能是一個 " 比較復雜的博弈過程 "。

首先，從執行角度，美國保險市場由商保主導，政府能夠掌控的 Medicare 等政府醫保覆蓋的范圍非常有限，還不足處方藥市場的一半；況且，這涉及到一套已經成熟運轉幾十年的投保及理賠流程，改變支付一端未必能牽動全局。

另一方面，特朗普所稱的 "50%-90%" 的降價區間也是一個博眼球的說法。" 應該只針對極個別品種而言，且最終落地也有很大不確定性。所謂 " 最惠國 " 定價，其實并非由政府直接對藥品確定限價，而是通過拉平與其它發達國家市場的藥價達到降費目的，使美國不要成為‘藥價孤島’。所以政策本身也隱含著‘外升內降’的意思，讓其他國家、尤其是發達國家經濟體共同為創新埋單。" 張驍認為。

在這個意義上，最惠國定價并非完全是一個負面結論，甚至在未來，可能賦予制藥公司們更多與歐洲等發達國家議價的籌碼。行政令簽署后，默克、輝瑞、BMS 等大型跨國藥企股價有所回升，也能一定程度上說明資本市場的態度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本次降價針對的仍以歐洲等地的 " 同等發達國家 " 為主，尚未蔓延至中國等發展中國家。因此，國內創新藥醫保目錄談判的藥價，短期內應不會受到影響。未來，若 " 最惠國定價 " 推廣至中國等發展中國家，那可預見的是：大型跨國藥企將會面臨 " 選邊站 " 的市場抉擇，有可能會放棄中國醫保市場，維持與美國的高價。

對中國藥企的潛在影響：

BD 可能被壓價，仿制藥或迎價格優勢

值得一提的是，除了最惠國定價和剔除中間商，特朗普格外提到另一點是，將進一步開放美國市場，" 允許從其他國家合法進口價格實惠的藥品 "。國內醫藥行業因此有聲音認為，這或許會利好兼具效率和成本優勢的中國制藥企業。

事實是否真的如此？

相比于跨國藥企或美國本土公司，特朗普新令對中國醫藥企業的影響其實相對間接。

從品類來看，中國醫藥產品的出海中，創新藥自然是最受關注的。美國等海外市場給予的高定價空間，的確讓一些中國原研創新藥在過去數年間成功實現商業化。比如，2024 年，百濟神州的 BTK 抑制劑澤布替尼在美銷售額已達 20 億美元（美國定價約為中國市場的 16 倍），占單品全球銷售額的 3/4；傳奇生物的 CAR-T 產品西達基奧侖賽也即將躋身 "10 億美元分子 " 的行列。

但整體而言，國內能直接出海銷售的創新藥還是極少數。截止去年底，中國在海外獲批的原研創新藥也不足 20 款。更多創新藥進入海外市場的方式，仍然是與跨國藥企或醫藥基金進行產品授權交易（BD）。

僅今年一季度，國內醫藥企業在海外的產品授權披露金額就超過 360 億美元。

多位受訪者一致認為，伴隨著國內創新能力的提升和成本優勢等因素影響，在數量上，國際買方對中國分子的需求量不會改變。此前的拜登法案出臺后，中國新藥管線的 out license 數量不降反升，在某種程度上也能說明這一點。只是在價格上，" 不排除單筆交易金額規模縮減的可能 "。

有創新藥企人士提到，從 BD 角度，現有全球藥品價值體系 " 基本是以能在美國賣高價來支撐的 "，如果未來的終端藥品銷售價格要降低，當前在研藥物進行現金流折現后的估值就會隨之減少。

" 短期來看，在創新藥企還面臨生存困境的當下，MNC 的報價還能再支撐一陣子，長期影響則取決于新行政令的執行，以及 MNC 可能會如何調整報價策略等。"

另一方面，對于占比更高的生物類似藥、fast follow 類產品來說，情況或許會稍微復雜一些。這是因為除最惠國定價之外，還可能會摻雜一些關稅 " 后遺癥 " 影響。

張驍解釋：" 按照特朗普政府的想法，這類產品的生產最好都應回到美國本土，而這勢必導致成本增加；最惠國定價的根本目的是降低醫療方面的支出，而通過中國、印度供應廉價產品進入美國市場可以增加競爭，有利于降低用藥成本。兩個訴求從根本上是矛盾的，而兩者間的取舍可能會讓事情變得比較 tricky。"

一個難以忽略的現象是，特朗普既往的 " 提案 " 風格都頗具網紅效應，往往在政策提出的早期頗為激進，但后續落地時又大打折扣。這一次的最惠國定價或許也無法免俗，其實際影響可能還要等 30 天后才能確定。